1980年代的上海 作者：兰台专业杠杆配资
1982年的西双版纳州州府景洪，这些年轻干部相比普通农场工人，多了身份上的羁绊。实话说，如果不是大量招收来自上海、北京的年轻人，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坐上正科、副处的岗位的。他们清楚，一旦选择调回老家，就意味着放弃云南的一切职务与待遇，要从头开始。对一些低级别干部而言，这也许并非难事，但像本文主人公这样已是副县级干部的，便显得犹豫不决。然而最终，他和同为上海人的妻子，还是决定放弃西双版纳的一切，回到上海。 上海，北京东路。此时已是1981年，他别说回上海当工人，就连正式工身份也难以获得。上海方面的唯一选择，是去街道工厂做临时工，糊纸盒子。经过长时间的权衡，他和妻子最终决定放弃副县级职位，甘愿在街道工厂做一个普通工人。这并非虚构，而是记载在《中国知青梦》中的经典故事。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：到20世纪90年代专业杠杆配资，这位曾经的西双版纳风云人物，已成为自由职业者，在弄堂口开了一个修鞋摊。 上海之所以如此有魅力，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，这里是国内最发达、与国际接轨最紧密的城市。当时的上海，与云南边陲的农场，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在198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，就评价上海是中国最发达、最文明的城市。文章提到，仅1980年一年，上海第一百货就售出14766辆自行车、11424台缝纫机、12509台电视机，全年营业额可达1.4亿美元。 1980年的上海，拥有约8000座工厂，从女工手工粘贴纸袋的小作坊，到巨型钢铁厂，各类产业林立：春雷牌收音机、飞人牌缝纫机、白猫洗洁剂、大白兔奶糖、金象巴士、白象电池……那一年，上海生产的商品总价值高达390亿美元，占全国工业产值的八分之一。 如今，上海与西双版纳的差距虽然依然存在，但至少不再有代差。当然，这种为了回上海甘愿从副县级干部降职为街道工人的故事，在现代几乎不可能再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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