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春秋时期的前期股票配资入门，虽然各种战争激烈频繁，但我们似乎很少听闻有哪位著名的军事家脱颖而出。
然而到了吴越争霸时期，再到七雄争霸，逐渐出现了孙武、孙膑、吴起这些著名的军事家，甚至后来有了“战国四大名将”的称呼。
这是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？
传统的史书对此的解释是，春秋早期社会讲究礼仪和道德规范，彼时战争虽频繁，却仍保持着一定的“做人留一线”的原则，因此战争的残酷性和军事技巧并未充分展现。
但到了春秋中后期以及战国时期，兼并战争越发惨烈，礼仪规则逐渐淡化，利益驱动下，军事才能的要求骤然提升，促使大量杰出的军事人才涌现。
我个人觉得，这个解释非常合理。
春秋早期的“天下”，实际上仅是今天的山西、河南、安徽和山东部分地区的规模，乍看似有五六个省份，但按面积计也不过相当于现代的三个省左右。
在这样一个相对有限的地理范围内，不论是周天子还是霸主，都可以一呼百应，迅速凝聚力量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更关键的是，当时的诸侯数量极其庞大，早在周武王伐纣时，据说已有八百诸侯响应，周朝建立后，周武王更是大量分封诸侯。
展开剩余81%试想，三省的土地上却分布着上千个诸侯，若放到现代，恐怕相当于无数的村长和乡长级别。
换言之，邻居都十分熟悉，交战时难免有所顾忌，潜规则就是不轻易下死手。
然而到了春秋中后期，随着大量未开垦的土地被开发，职业军人的需求不断增加；职业军人数量增多，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自然也被推高。
传统史书把这种变化归结为“人心不古”，但现实更可能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新区域的开拓，大家开始争夺兼并，战争的性质和规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业余军人与职业军人的最大区别，恰恰体现在对生死的承受力上。
业余军人虽然也面对死亡，但心里清楚双方都不会无休止厮杀，通常会有停战的默契，杀俘事件也极少发生。
而职业军人却没有这样的预期，他们不知道投降意味着什么，遇到同样的职业军人时，只有胜负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失败就意味着死路一条。
职业军人面对业余军人时，反而战斗意志更为坚决，逆境中更能爆发顽强的拼搏精神。
基于这一差异，我们再来看两类军人的统帅选择，自然能理解其中的区别。
业余军人的统帅，必须具备优秀的演说能力，能够激励士气，号召士兵们冲锋陷阵。
但当形势不利时，演说家通常束手无策，失败时大多被俘或阵亡概率较低。
职业军人的统帅，则必须是杰出的战术家，甚至是战略家，能够带领军队持续取得胜利。
对职业军人来说，失败等同死亡，他们对指挥官的能力要求极高，若不能胜利，就没有资格带领他们。
而业余军人则更愿意跟随身份显赫的领导，胜利与否反而不是首要因素。
理解了这点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，会涌现出大量军事家——正是市场需求推动了人才的诞生。
在战场上，名将和军事家无疑是非常卓越的人物，但后人对他们“伟大”的理解却存在明显偏差。
以孙武为例，大家普遍称他为兵圣，《孙子兵法》更被奉为惊天地泣鬼神的杰作。
似乎谁能将《孙子兵法》研究透彻，就能成为顶级军事家。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恐怕并非如此。
我常说：“如果没有孙中山，必然会有另一个‘李中山’或‘王中山’站出来领导辛亥革命，因为变革的时机已到，任何人都难以阻挡历史进程。”
同理，孙武和《孙子兵法》的出现，也是在军事家群体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。
当军事家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，自然会有著作总结他们的经验与教训。
假如当时有记者采访孙武，问他为何能带领吴军攻破楚都，他会怎么回答？
他可能不会提及晋国牵制楚军北线、小国向导的贡献等政治因素，因为这些超出了他个人军事操作的范畴。
孙武能说的，是他在战场上采用的策略、取得的成效，以及战后总结的经验。
《孙子兵法》实质上是孙武的军事心得笔记，虽然包含诸多作战原则，但仍属于初期军事家创作的作品，重要却并非神奇。
这就像我们学数学，除了学加减乘除，还要背乘法口诀表。
加减乘除和口诀表是学习的基础，非常关键。
但如果只掌握这些，别说大学的微积分，连初高中数学考试都难以应付。
这些都是基础，成为真正的数学家远非如此简单。
如果你仍不信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推演一下。
假设你是统帅，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准备出征，忽然后勤官报告粮草未到。
那么，《孙子兵法》能帮你变出粮食吗？显然不能。它只会告诉你粮草的重要性。
真正考验军事才能的是如何保证粮草安全、装备完备，这些具体操作才是衡量一个统帅能力的关键。
光靠口才和理论的统帅，最高境界也不过是“纸上谈兵”的赵括。
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，需要投入毕生心血学习和磨炼。
而战争胜负往往受制于多种因素，没有谁能保证常胜将军。
无论如何，孙武等人的出现，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“从无到有”的突破，或者说是“从零点五到一”的跨越。
毕竟股票配资入门，在他们之前，中华大地上的战争，无论规模还是残酷程度，都较为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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